1945年4月23号那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杨家岭大礼堂，正式开了他们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在抗战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我们召开了七大。这次大会，总共有755位代表参加，正式的代表是547人，候补的有208人，他们代表了党内的121万党员。在这些代表里，年纪大的快70岁了，小的才20岁出头。
七大开会那会儿，距离在莫斯科开的六大，一晃眼就是18个年头了。这次大会整整开了50天，毛主席夸它是“一场大胜利，大家也特团结”。会上，咱们党的政治路线定了下来，还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里头。另外，新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班子也选出来了。这一来，给党带领大伙儿打赢抗日战争，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一、】
在七大的会议里头，有个关键的事儿得做，那就是要挑出第七届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选举开始前，中央给各个代表团发了一份候选人的名册。
各团队深入交流了选举的细节，商量着谁适合被选上，谁又不该被考虑，以及选举时该遵循哪些准则和标准。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特别是在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否该被选举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比较大。
为了让大家的想法一致，确保七大选举顺利进行，1945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特地组织了一次会议。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毛主席讲了选举的大方向，详细说明了选举中好多关键的根本问题。他这么一讲，代表们都明白了，这样一来，七大的选举就搞得既正规又合理，还公平、公正。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曾刊载过一篇由前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撰写的回忆性文章，题为《中共七大幕后之谜》。
高扬文是七大会议的参与者，他亲自在现场听了毛泽东讲述选举的相关策略。接着，他还担任了计票员的职责，参与了七大中央委员选举的票数统计工作。因此，对于这次选举的整个流程和细节，他都保留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高扬文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毛主席在和代表们讲话时着重指出，对待犯错的同志，咱们不能“一脚踢开”，得把他们团结起来。
他讲道：“咱们得琢磨琢磨，啥样的人适合进新的中央委员会呢？一方面，得挑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候，走对路子的同志加入进来；另一方面，那些当时走错路，但现在认错了也改了错的同志，也得考虑让他们进来。对于犯过错的同志，一个不选吧，对团结不利；全选上吧，也不行。”
毛泽东讲完那份报告后，为了保险起见，中央没有急着搞正式选举，而是先来了场预选。中央的想法是，想通过预选摸摸底，瞧瞧还有哪些地方得加把劲，好给正式选举铺平道路。
毛泽东早就料到预选的结果会是这样。在那些曾在不同时候犯错的同志里头，也就张闻天一个人获得的票数超过了半数，王明、博古、王稼祥他们几个，票数都没能超过一半。
预选结果揭晓后，毛主席觉得，要想王明他们能在正式投票时当选，得跟代表们好好聊聊，做做他们的工作。
为啥毛泽东会这么在意王明、博古他们能不能选上呢？
毛泽东始终觉得，那些之前犯过错的同志，他们的问题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通过整风运动，问题都已经搞明白了，所以就不该再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跟意见不同的人一起搭档干活，这是必须学会的本领，也是毛泽东一直以来的主张。
所以，毛泽东特别在意王明这类人能不能被选上。这也体现了他始终把党的利益和团结放在第一位的高尚品质。
【二、】
很多参加七大会议的代表，都曾深受王明推行的那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吃了不少苦头。他们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王明的“左”倾做法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因此，不少代表对王明特别反感，可以说是恨得牙痒痒，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投票。
说实话，毛泽东也是吃了王明那一套“左”倾机会主义的亏，成了受害者。
王明，还有个名字叫陈绍禹，老家在安徽金寨。1925年秋天的时候，21岁的他被组织安排去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深造，结果被校长米夫给看中了，从那以后，他的仕途就一帆风顺了。
1931年年初，因为有了米夫的强大助力，王明在中共的第六届四中全会上，一下子升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实实在在地把控了党里的大权。
王明觉得，推动中国革命的力量主要就是工人、农民以及那些小规模的小资产阶级。他站在城市中心的立场，坚信全国范围内的革命热潮已经汹涌澎湃，主张在全国推行积极的进攻策略。
1931年6月份，王明跑到苏联去，当上了中共在共产国际那边的代表团长。去苏联之前，他把中央的工作交接给了博古来处理。
王明到了苏联后，博古他们还是坚持推行王明那套激进的“左”倾政策，结果害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长征路。
1935年1月份，遵义会议隆重召开，这回，毛泽东的主张赢得了党内大部分人的支持。也因此，他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后来更是慢慢成了领导团队里的核心人物。
【三、】
抗日战争一打响，咱们国家的抗日民族大联盟就建起来了。就在1937年11月那会儿，王明接到了共产国际的任务，回到了延安。
王明回到延安，觉得自己就像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使一样，硬是要中央按他的意思来办事。
1937年底，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王明在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上，讲了一个叫《怎样把全国抗战持续下去并赢得胜利》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他说了很多关于抗战开始后党里的一些方针、政策的问题，其中不少是直接对毛泽东提出的看法。
王明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国外，所以对中国革命的真实状况了解得并不透彻。他对毛泽东提倡的游击战术不以为意，觉得对敌人作战主要靠的是“大规模会战”，还错误地主张要跟日军“硬碰硬，打大战”。
还好参加会议的大家伙儿主动反对了他的那些想法，要不然他的意见差点就成了会议的决定。
彭德怀回想起来，王明在那次会议上虽然挂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但他实际讲的东西，压根儿没提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大战里该咋样拿到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
因此，他提出的方案实际上是建议放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引领作用，走的是一条偏离无产阶级立场、倾向妥协的道路。彭德怀，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参与者，当然不可能站在王明这一边，支持他的观点。
不过，会议一结束，中央还是拍板让王明来当书记处书记，并且让他一并负责七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这事儿说明啊，就算王明在土地革命那会儿捅了大娄子，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没跟他计较，照样给了他个不小的官儿当。
然而，王明错误地抬升了自己在党内的角色，一心想着一个人说了算，想要超过中央和毛泽东。但毛泽东考虑到党的团结大局，并没有马上对王明进行指责。
1938年2月份，中央政治局开了个会，主要是聊聊抗战的情况和咱们跟国民党的那些事儿。会上，王明站起来说了几句，他说咱们共产党搞的那些游击战啊，还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其实都不咋重要。他觉得，要想打赢这场仗，还得靠国民党。他还提议，咱们党在军事上得听国民党的，让他们来统一指挥、统一编队、统一规划战斗、统一行动。
毛泽东对王明提出的错误看法进行了辩驳，强调了掌握统一战线主导权的重要性。他说，蒋介石担心我们势力壮大，因此我们在跟国民党联手时，心里得有个数，得在总的战略协同下，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行动自由。不过，为了党内能和和气气，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还是做了一些妥协。
看到毛泽东处处对自己谦让，王明心里头不禁有点得意起来，琢磨着在马上就要开的七大会议上，自己说不定能当上党的头头，现在嘛，干脆就先摆起领导架子来算了。
1938年3月21号那天，王明自个儿做主，没跟中央打招呼，就起草了一份东西，直接送给了国民党中央，那文件名叫《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的一些建议》。他这么干，没规矩没纪律，结果可想而知，中央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王明的所作所为，让毛泽东感到非常担心。在毛泽东看来，王明之所以敢这么不把中央当回事，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回来的，就像是拿着“特别通行证”的大官，有共产国际给他撑场面。
为了阻止王明继续给党带来损害，毛泽东一边努力争取党内同志的支持，一边安排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国内革命的情况。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真实了解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而站出来支持党中央的合理决策。
1938年春天，4月份的时候，任弼时作为代表，给共产国际送上了一份叫做《咱们中国抗日那点儿事和共产党在干啥》的书面材料。里面清清楚楚地说了说中国当时的状况，还有国共两家是怎么一起合作的。共产国际的人听了任弼时的这份材料后，觉得咱们共产党的路子走得挺对。
任弼时准备回国那会儿，共产国际的头儿季米特洛夫专门找到他，跟他说：“咱们共产国际已经认定，毛泽东同志是在中国革命的实战中冒出来的领头人。你回去后跟王明说一声，别再争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季米特洛夫这番话，就是说共产国际现在正式认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打那以后，王明再也不能靠着共产国际这个“大靠山”胡来了。
【四、】
1938年，从9月29号到11月6号，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了次很重要的会议，就是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开始呢，是王稼祥出来讲话，他说了共产国际和他们的头儿季米特洛夫的一些重要想法。这事儿吧，对王明可就不太妙了，因为他一直琢磨着想当党中央的大领导，这一来，就像是被人当头浇了盆冷水，彻底没戏了。
六中全会认可了毛泽东作为全党领导的核心地位，否定了王明“无条件服从统一战线”的偏激观点，还决定撤销王明长江局书记的职务。之后，王明留在延安，转而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新岗位。
在尝试撼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未果后，王明转而采取了表面遵从实则违背的策略。
他嘴上承认毛泽东是咱们党的头儿，夸毛泽东“比党内任何人都更懂马列主义，是了不起的理论大家，能把马列主义巧妙地用到中国革命里头”，但实际上，他心里还是死守着那套错误的想法。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给王明机会，让他认清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到了1940年12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道：“咱们回顾一下过去的经历，这对犯过错和没犯过错的人来说，都是个学习的机会。明白了之前的错在哪，以后就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了。”
然而，王明像是没听见一样，心里还是琢磨着要给毛泽东来个新较量。
1941年6月份，苏联担心日本会跟德国联手打他们，所以就让八路军去攻打北平、张家口还有包头那边的日军。
毛泽东觉得，咱们和敌人的实力差得远，要是硬着头皮去跟日军硬碰硬，那对共产党或者苏联来说都不是啥好事。可苏联那边对毛泽东的这个明智选择不太高兴，还发来电报埋怨起共产党来了。
王明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对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和挑战。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央里的同志们都站在毛泽东那边，他这次尝试挑战的结果，还是以失败收场。
【五、】
毛主席有句话讲得很到位：“王明的问题啊，就在于他总是太少管自己的事，而过多地去插手别人的事。”这番点评直击要害，说得相当透彻。
毛泽东比王明年长11载，他俩虽说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娃，可毛泽东他老爹是个又能吃苦又会过日子的庄稼汉。打小起，毛泽东就跟着老爹下田忙活，跟乡亲们的心贴得紧紧的，深知农民兄弟的酸甜苦辣，心里头老为农民受的苦打抱不平。
王明恰恰少了那么一种经历。他老爹是个教书的私塾先生，打从王明7岁起，他就踏进了私塾的大门，接下来的少年时光，几乎全是在那个脱离现实生活的私塾里头度过的。
当毛主席掀起秋收起义的大旗，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时候，王明却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里埋头苦干，撰写文章，大力推崇城市起义的路线，他觉得“抛开”农村，靠“拉选票”能行。